别把道德写在法条里
清末民国初的传教士曾经写到，中国人总是在表演。我想这就是他观察到，在严苛的道德标准下，人们很难真正发自真心遵守这些道德（盲婚哑嫁下，谁能真心爱丈夫呢？世袭制度下，谁能真心服从国君呢？）。因此，只好用“表演高道德”的方式来获得社会的认可。
其实是朱熹、二程所规定的极致严格的道德观念把女性以及大臣限制在了一个牢笼中。他/她们必须忠君、从夫，否则就会因为在道德上矮别人一截而被钉在耻辱柱上。
孔孟当年也没有想到过，希望大家都用高道德标准要求自己，也会成为一种暴论吧。再辅以严刑峻法，以恐惧控制国民的封建体系就完备了。
大臣如果被拥立为国君，脱离了臣的处境，他自然不再需要遵循什么“为臣之道”。国君宠信小人，大臣劝谏还要掌握“柔和的方法”，出辞驯顺、不逆君心，为人臣不显谏，却不要求国君的道德。
试想，大臣、女性长久以来处在压抑之下，怎么能不产生抑郁情绪呢。为什么有那么多文人书写怀才不遇？这是他们苦闷内心唯一合理的宣泄口！去看聊斋，里面的奇幻故事中也充斥着压抑；水浒招安后，原本令人热血沸腾的豪侠之气消失殆尽……
外儒内法的体系解构了，人们的心理健康也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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